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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4-09 02:01:24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8日报道,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8日)称,台湾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境外输入,1例为本地病例。截止目前,台湾确诊病例累计379例。

                                                        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于文涛决定,赤峰市财政局以支付办公楼工程款名义向办公楼承建公司转账2262万元,该公司将其中2220万元通过其关联公司全部取现返还给财政局,财政局将其中的1800万元归还国库,另420万元用于其他公务支出。后经于文涛决定,由赤峰市财政局财务人员虚构2220万元职工购房款收入做平账目。

                                                        2013年,赤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计划开发赤峰市松山区某工程项目,在向规划局报批时,因为遮挡北侧居民采光而未被通过。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给时任赤峰市副市长的于文涛送了10万元现金。在对项目规划进行微调后,上报审批顺利通过。2013年至2017年间,于文涛利用职务便利,为该公司在项目规划和开发方面多次提供帮助,并先后三次收受该公司现金共计40万元。

                                                        于文涛的妻子王某在赤峰学院工作,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但是在利益面前,王某同样没能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变得唯利是图。作为领导干部的妻子,她没有吹好“枕边风”,当好“廉内助”,反而成了丈夫受贿的“后门”。

                                                        2005年,于文涛任赤峰市财政局局长,他的父亲于某到喀喇沁旗游玩,吃住在喀喇沁旗财政局小宾馆,还让喀喇沁旗财政局局长张某给他找个司机,说要练习开车。过了一段时间,于某又去喀喇沁旗游玩,又让张某给借个车。2006年,于某第三次到喀喇沁旗游玩,又和张某提出借车的事。这一回,于某看起来很不高兴。张某冥思苦想,推断于某不是想借车,而是想要车。张某不禁左右为难,于文涛是赤峰市财政局局长,自己在于文涛直接管理的下属单位工作,如果不给于某购车,恐怕会处理不好和于文涛的关系,进而影响工作。张某最终拿出25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台本田轿车,并将车过户到于某名下,又将新车开到了于某居住的小区,将车钥匙交给于某。当然,购车的费用并不是张某兜里的钱,而是喀喇沁旗财政局在经费中虚列的招待费。

                                                        就此,赵立坚表示,对于蓬佩奥先生的有关言论,我愿作几点回应:

                                                        于文涛不仅用权力交换利益,而且滥用权力,侵蚀公款。

                                                        2014年,于文涛发现自己在赤峰市天骄西苑东区的房子卫生间的门对着卧室的床,感觉影响了风水。于是,他找到某建筑设计集团的董事长“帮忙看看”。该董事长立即找来技术人员,并派人对房间进行了维修改造。2016年7月,于文涛又找到该董事长,说他儿子在富兴嘉城的房子要装修,问能不能给提供点材料。经该董事长安排,这家企业先后给于文涛儿子200多平方米的房子提供了木门、整体橱柜、电器等,共计花费26.32万元。2013年至2018年期间,于文涛还通过该董事长收受了这家企业25万元人民币,5000美元和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众联购物卡一张。

                                                        纵观于文涛的犯罪历程,他通过自身努力从一名人民教师逐步走上了党政机关领导岗位,作为党的执政骨干,本应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以身作则、从严律己。但是,他却将手中的权力当成“摇钱树”。从政30年间,收受巨额财物,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于文涛案有受贿周期长、受贿对象广、涉及罪名多、犯罪数额大等特点。思想上的松懈、道德上的滑坡、作风上的堕落固然是其沦为阶下囚的主要原因,但其不良的家风也是重要诱因。良好的家风是抵御贪腐的“防火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当时,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企业经营者是主要行贿人,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于文涛在相关项目的税款收缴、工程招投标、工程款支付等方面给予关照。